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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与司法公正——刘宪权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31 07:58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在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对司法案件所作的报道,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因素,很容易引起民众非理性甚至是极端的情绪表达,进而会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在美国造成1991年洛杉矶黑人的罗德尼金案就是一例。由于媒体不当删减案发现场录像,删除了录像中罗德尼金暴力拒捕的情节,使得一个执法过当的事件,演变成为白人无故殴打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黑人这种全球震惊的践踏事件。当地方法院判处4名罪名不成立时,全社会民怨沸腾,直接导致了洛杉矶长达数日的,并波及全美。在时任总统老布什的指示下,案件在联邦法院重审,并判处其中两名罪名成立。直到3年后此案才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得以平反。

  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媒体报道司法案件的行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例如,在我国香港地区,当一个案子发生后,媒体只能很简单地报道一些案件事实,不能作定性及量刑上的过多评论,更不能妄加预测判决结果。同时,法律还要求媒体必须报道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以防止片面报道导致的偏见。英国采用了“司法限制媒体”的方法,即对媒体报道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采取了事先预防和提前干预的手段,防止新闻过度自由可能造成的舆论裁判后果。其中除了限制报道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英国法院还可发布命令要求媒体对某些案件的报道予以推迟。美国则采用了“司法回避媒体影响”的方法,来防止媒体对司法的不良影响。可见,制定相关媒体报道规范,以规制媒体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不仅完全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我们应认识到,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在审理案件时只能唯法是从,坚持法律至上,而不应过分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要敢于拒绝舆论的过分要求,敢于说实话,独立判决,绝不能让舆论“绑架”司法。

  司法必须严格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在接受舆论监督的同时,要“听取”,而不能“听从”,更不能“盲从”于与舆论。实体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司法制度正义性的普遍丧失。

  在法律的制定阶段应尽情表达,但在司法活动中,在适用法律解决具体案件时,我们需要忠于规则的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司法需要的是剧场式的仪式、程序和威严,而不是广场上的。由于立法的阶段性及法律的滞后性,不可能将所有的整合并纳入到法律中,因而在法律之外还存在诸多非制度化的,而往往就是这种非制度化的屡屡与司法发生碰撞和冲突。不可否认,非制度化的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以及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首先,非制度化的在内容上往往产生于朴素的义愤,比如对社会公害的憎恶、对公德问题的关注、对贫富差距的抱怨等,并且往往都通过个案表达出来。尽管这种义愤大多属于道德范畴,但由于其很难遵守我们理性的道德定义,且主观性和大众性很强,因而难免会带有情感特征。

  其次,非制度化的往往还具有波动性和易操纵的特点。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具有随波逐流的特点,或者说是可变的、任意波动的和缺乏理性的。有学者讲到过“沉默的螺旋”的现象: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有多数人支持且广受欢迎,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只有少数人赞同且不很受欢迎,就会保持沉默。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形成螺旋发展过程。因此而具有波动性。此外,由于很多民众在关注案件时,缺乏包括事实信息、法律知识等在内的信息来源,因而使得这种往往具有盲从性,很容易被操纵和利用。

  因此,司法必须严格接受法律规则的约束,在接受舆论监督的同时,要“听取”,而不能“听从”,更不能“盲从”于与舆论。否则,司法将因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沦为社会舆论的工具,司法的权威性也将随之动摇,司法判决不仅难以令当事人信服,更无法接受历史的检验。

  也正由于此,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的这条规定,无疑否认了司法过程应受法律之外的任何因素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和舆论等。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法院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的依据只能是我国现行《刑法》。某一案件发生后,民众可以表达不同的声音,但作为法官,却不可以受这些声音的影响,而是要坚守法律的良心。因为法官只是法律的执行者,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能唯法是从,坚持法律至上,而不能受和社会舆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当独立的司法遭遇强大的时,司法往往会表现出独立的品格,哪怕作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判决也在所不惜。在美国辛普森案件中,媒体制造的舆论声势不可谓不大,调查也显示七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虽然陪审团听审时处在封闭状态,但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他们不可能不受舆论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他们听到的是双方的辩论,而不是单方面的命令。这就形成了独立的司法结果:尽管和舆论可能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陪审团最终还是认定辛普森无罪。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法院放掉了辛普森这个真正的杀人犯,也就失去了司法公正。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实体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司法制度正义性的普遍丧失。特别是,当对某一个案的审判与一代人法治观念的建立和国家法制纯洁性的维护产生冲突时,以后者为先、为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法官只有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才能真正维护司法独立与公正,才能净化司法审判的土壤。

  当然,我并非想全面否定非制度化的对司法公正实现的积极意义。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独立审判是为了使国家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做到执法公平。而非制度化的和舆论对于司法的监督,同样也是为了法律能够严格执行。二者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而且司法需要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目前实现审判独立、消除司法现象依然任重道远,“以法为先”的法治理念尚未完全树立的状况下,司法机关和法官依法办案面临诸多外部力量的干预。而和舆论的监督,使得司法过程透明化,有助于司法机关抵御这些外部力量,从而为依法审判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司法机关应通过自身的努力,引导舆论,争取,使、舆论和司法能够形成合力,共同守护司法公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