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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负面舆情引导研究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26 04:58

  摘 要:第38次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 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较2015年底增加3656万人[1]。手机网民已占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随之带来的则是三微一端平台使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无限缩小。高校学生身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成熟的阶段,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本文从网络负面舆情入手,旨在研究加强引导的措施,清朗高校网络空间。

  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以事件为核心,是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与互动,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带有广大网民的主观性,未经媒体验证和包装,直接通过多种形式发布于互联网上。[2]”网络舆情既有正面舆情,也有负面舆情,本文特指以大学师生为主体,在网络上表达的,带有情绪化和主观性的意见态度。高校网络舆情大体可归分为以下三类。

  随着网络发展,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全球信息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国内大学生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世界。大学生群体既有较强的公民责任感,又具备组织行动的天然优势,遇到某些时政类热门话题,尤其是如领土主权、同性权益、敏感时间节点等热门时事,一经煽动,极易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怀,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如2016年在蔡英文当选和周子瑜事件后的“帝吧出征”行动,大量网民“翻墙”前往蔡英文等人的facebook进行观点表达;又如2012年,中日争端白热化,大量大学生网民通过BBS、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发起日货的倡议,并以漫画、短文、视频等形式对日本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讽刺与谩骂。

  日常突发类网络舆情主要指事前无明显预警,事件发展快速,对校内师生的学习工作、对学校的形象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乃至危害的各类舆情事件,这也是高校日常中最常见的一类舆情。其中既有突发火灾、教学设备破坏、交通事故、食物中毒、校外人员冲击教学等与保卫安全相关的舆情事件,也包含了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师德败坏,以及部分师生的不当言行被曝光等。

  日常突发类网络舆情发展迅速,网上燃点低,如果缺乏官方及时、权威的消息发布,会导致各类谣言扩散,也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校师德相关的突发舆情,据《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统计,2013~2014年间,贪污在高校舆情事件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8%[3]。与此相关的领导作风、三公经费等也是容易成为舆情事件关注的热门焦点。如2014年厦门大学教授在网上公开指责校长享受食堂就餐特权,引起了广泛的网络讨论。

  该类网络舆情主要源于高校体制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如在管理制度、入学招生、考试规范、收费标准上不透明、有漏洞,从而导致积压的矛盾在网络上集中爆发,形成极具破坏力、影响力的网络负面舆情。如2015年,网上曝光湖南大学17名硕士研究生违规转学,学校官方给出的应答不及时,使该话题迅速成为微博热门话题。针对“教育部转学规定模糊”的硬伤,舆论普遍呼吁加大监管、处罚与公示的力度,违法必究,有贪必查,避免“转学”现象的重复发生。

  由于我国高校开展舆情引导研究起步晚、力量薄,又直接面临着新媒体网络环境的冲击,因此在舆情引导上存在一定不足。这一方面固然有着基础设施与专业人才缺乏的现实因素,同时也因为高校管理者舆情处置观念陈旧、处置方式被动,不能契合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

  在习总多次发表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的讲话后,各高校对舆情工作的重视度均有所提高,但由于我国高校舆情工作开展得较晚,仍存在主观轻视、硬件软件更新换代慢等问题。

  高校未能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据调查得知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舆情监测软件是在市场中采购,而非自主研发的,不提保密性的问题,软件的更新升级就会平添诸多麻烦。高校各二级单位、学院对舆情工作重视不足,极少设有兼职岗位,全校的舆情处置引导工作往往是党委宣传部中一人或多人负责,且舆情处置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学校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无法将舆情处置与引导工作进行整体布局与拔高。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越来越难以控制,言论发声有多种渠道和宽泛空间,众声交织已是当前网络的主流现象。然而我国高校对负面舆情事件的处置,仍时常采用回避、删帖的方式,试图通过对事件的淡化,以所谓“冷处理”的方式避免事态扩大,或寄希望于出现其他新的更重要的舆情爆点事件,将网民的关注力吸引过去。诚然,在事态尚不明确或已趋向平缓时,采用“冷处理”的方式避免事态扩大,从而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在近年来多起影响较大的高校负面舆情中,高校管理者时常对网络关注点避而不谈,任谣言散布,直至事态发展已不可控制时才做一份姗姗来迟的声明。对网络舆情基本上采取消极应对的传统策略,能拖多久就多久,这种保守、被动的处理方式使高校大学生的情绪得不到合理的宣泄,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有时反而导致矛盾激化、问题愈演愈烈,与预期效果背道而驰。

  任何舆情事件的处置都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只有线下舆情得以妥善解决,线上舆情才能迅速平息,两方在处置过程中还需经常沟通,互换信息,讨论对策。

  但正如前文所言,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二级单位、学院并无舆情意识,也没有设定专人从事舆情处置引导工作,出了问题就上报给学校,然后宣传部门和涉事单位两支队伍分头处置,不仅缺乏协同,有时还会出现线上发声不当,导致舆情进一步扩大的情况。高校各相关工作部门缺乏沟通交流,并未建立起一个高校的网络核心工作团队合作工作体系,也缺乏相应的舆情预警预案进行指导。因此部分高校在了解捕捉舆情信息、迅速启动工作程序、快速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往往准备不足,处于被动,显得反应迟钝、行动缓慢,错失舆情处置的“黄金6小时”。

  网络舆情根源在于网络,建立清朗的网络空间至关重要。当前,网络已成为高校宣传校园文化和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高校要积极探索运用网络的新路径、打造网络新平台、占领网络主阵地,在人财物上加大投入,以课题、调研、扶持学术社团活动等丰富的形式,加强网络正面引导,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努力建设和谐、素质、理性的高校网络环境,通过推动高校网络环境建设,使高校学生明是非、辨真伪,主动网络不良信息和言论的影响。

  高校要出台校园网络管理的相关方案,制定网络文化活动的审核制度,规范管理。要整合校园网络资源,整顿校园网络次序,明确归口管理单位。要重点建设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思想教育网站,并以网络为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占领了网络的主阵地,自然会让网上的黑色地带缩减甚至消亡。

  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分析、预警机制。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控要有系统归类,对监测到的舆情事件进行分档管理,不同档次级别的舆情事件,要有相应的规范要求。在舆情引导过程中,注重网情分析与舆情专报相结合,舆情分析的目的性要明确,即是在监测收集大量相关网络信息的基础上,对舆情事件进行研判,分析未来的舆情走向和可能出现的新舆情问题。对于高校网络舆情来说,舆情分析要科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舆情的波及范围、舆情所处的阶段、师生的相关诉求及关注度、对校园产生的影响等。在舆情分析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客观中立,又要做到旗帜鲜明。

  建立并完善高校舆情引导机制。在舆情引导过程中,各单位要做到分工明确,职责到人。对外口径要统一,引导路径可多条。哪些由学校官方负责声明,哪些请在校师生甚至校外人员以事件第三者或中立方的角度来发声,都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既不能不发声,更不能乱发声。

  建立高效网络舆情协同机制。在校园内,将网络舆情工作纳入到各二级部门、学院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中,在事实上规定了舆情工作者进行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总体方向、根本价值导向和具体途径。在校外,各高校间也可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建立起教育系统舆情引导工作立体体系。

  高校网络舆情工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对工作者的能力素质有着特殊的要求,但是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覆盖面与巨大的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量相比极其有限。这种人才供需上的矛盾,就要求高等院校注意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争取培养出专兼结合的人才队伍。

  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必须调动广大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理论课教师、政工干部等人员参与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积极性,通过所有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促进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开展。如果在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有哪个环节缺少配合,就会使整个网络舆情的引导出现失误,影响到最终的疏导效果。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如果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或者政策上的要求和规范,工作者的积极性必然逐渐下降。为广泛调动和充分保证更广大的力量投入到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就一定要将这方面工作纳入到工作业绩评价体系中去。如将优秀的网络评论文章等同发表论文。“需要构建以中层以上干部、思想工作者为骨干,以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体、以管理人员和后勤为辅助的全员引导网络。[4]”

  [2]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张广鑫,于振元.校园舆论引导与营造路径探索[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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